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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發(fā)布應該理解、尊重和順應公眾心理。不應糾結是否要把最壞的可能性告訴大家，就算公眾的承受能力有限，但有心理準備總比沒有好；即便證實事情沒那么嚴重，也不應擔心下不了臺

　　過去幾天，天津港“8·12”火災爆炸事故一直占據著國內外媒體的重要位置。截至8月18日，天津方面已經就此次事故召開了8次新聞發(fā)布會。前幾次出面發(fā)布新聞的發(fā)言人層級較低，發(fā)布會開得不盡如人意，引來不少吐槽。最近幾次發(fā)布會改進明顯，記者滿意度大幅提升。

　　在新聞發(fā)布方面，中國的進步很大，但差距也不小。從2003年全面建立算起，新聞發(fā)言人制度也才走過12個年頭，新聞發(fā)言人訓練水平參差不齊。應對日常新聞發(fā)布還行，一遇突發(fā)事件，新聞發(fā)布都是讓人捏一把汗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總之，突發(fā)事件處置中的新聞發(fā)布水平有待提高，相關工作人員的“媒介素養(yǎng)”及管理公共關系的能力有待提高，這是一個客觀事實。對此，公眾特別是媒體，也只能多些理解和包容，相信這方面水平和素養(yǎng)會在實踐中、在一次次考驗和挑戰(zhàn)的壓力下逐步提升。

　　在突發(fā)事件新聞發(fā)布方面，國外的一些做法倒是值得借鑒。

　　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(fā)現，西方國家遇到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類突發(fā)事件時，最先發(fā)布的信息往往是寧可把事件的危險性或危害性，把可能造成的傷亡損失情況說得嚴重一些，而不是相反。然后，隨著調查的深入，依據調查結果逐步作出修正。由于最先發(fā)布的情況更嚴重，修正后的情況比預先估計的要好，往往更易于為公眾接受，有利于公眾情緒的平復、緊張氣氛的緩解，效果比較好。

　　以美國2001年“9·11”事件為例。恐怖襲擊發(fā)生后的第十五天，美國官方公布的“經核實后”的失蹤人數為6398人；當年的11月11日，也就是襲擊事件發(fā)生兩個月的時候，官方公布的修正后的失蹤人數為3748人；2002年9月11日，即“9·11”事件一周年的時候，美國國防部公布了遇難者和失蹤者的統(tǒng)計數字，總數為3025人。而最終核定的死亡人數，是2996人。

　　再看2005年發(fā)生在美國新奧爾良的“卡特里娜”颶風災害。颶風過后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披露，該州遇難人數將“數以千計”；美國聯邦官員稱，死亡人數可能“成千上萬”；新奧爾良市市長接受媒體采訪時說，“一萬人可能遇難的數字并非不切實際的預測”。而數年之后，“卡特里娜”颶風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被核實為1300到1600人。

　　事情就是這樣，按照“最壞的可能”來發(fā)布信息，反而為事件處置贏得了主動。總想減輕危害、淡化災情，初衷可能是害怕引起恐慌，但實際上隨著傷亡數字上升，反而可能導致人們的恐慌和焦慮升級。這里面其實有“信息心理學”的道理，需要我們細心體察。

　　這給我們的啟發(fā)是，新聞發(fā)布應該理解、尊重和順應公眾心理。不應糾結是否要把最壞的可能性告訴大家，就算公眾的承受能力有限，但有心理準備總比沒有好；即便證實事情沒那么嚴重，也不應擔心下不了臺。事情有好轉，大家總會愿意接受，情況由壞變好、損害由重變輕，其實跟公眾內心的期望是合拍的。

　　面對突發(fā)事件時的公眾心理，并不難理解。有大事發(fā)生了，人們本能地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；正常渠道聽不到，就會聽“小道消息”；不光打聽，還會猜測，而且還會把自己的猜測告訴別人、傳播出去。如果這件事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，這種知情的需求就會更加強烈，當需求得不到回應和滿足時，恐慌、焦慮等心理活動就會滋生，并引發(fā)追問、質疑等行為。一般情況下，這種心理和行為并沒有惡意，如果得到對應信息，比如盡量詳細的災情、辟謠之后的實情、及時得當的善后和救助安排等等，就會迅速緩解和好轉。

　　平心而論，新聞發(fā)布的活兒不好干，要做到訓練有素，非得在閃光燈下、麥克風前經幾番“磨難”才行。特別是專職的新聞發(fā)言人，如果沒有負責事件處置的實際工作部門提供權威詳盡的信息，只會是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該學學新聞發(fā)布的，就不僅僅是站在臺上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