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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著法袍的張偉

在16年的基層法官生涯中，張偉多次收到當事人送來的錦旗，這令他感到欣慰

張偉是棒球愛好者

    一封300多字的辭職信、三張制式統一的表格，終結了基層法官張偉16年的職業追求。

    微博上曬出的工資條，曾引來上千網友圍觀：實發5555.8元。在北京，這個收入，幾乎宣告購房、買車的事兒將與你無關。但張偉反復強調，真不是錢的事兒，“加薪能保證法官不挨罵嗎？能保證不加班嗎？能保證崗位輪換按意愿發展嗎？能不用做維穩化解信訪回復嗎？”

    7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通報了《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（2014-2018）》的核心內容，法官的狀況有望改觀。在法官流失加劇的大環境下，系統內尤其是基層的司法人員，對司法改革寄予了更為迫切的期待。但39歲的張偉，兩個孩子的父親，等不及了：“我沒有另一個青春洋溢的十年用來試水。”

    在他做決定前后，該法院又有兩名年輕法官選擇離開。

    微博記錄了

    張偉最后的法官生涯

    敲碎的法槌

    “爸爸，你作案時為什么總拿一把錘子呀？”7歲小兒子的雷人提問，曾被張偉發到微博上當段子。當上父親后，職業構想中糅進了更多的家庭元素，他希望，有一天，兒子可以自豪地跟別人說“我爸爸是法官”。

    這個構想最近被迫中斷。今年5月22日，張偉向所在法院政治處遞交了辭職申請，短短的300多字，甚至沒鋪滿一頁A4紙。在文末，他用節制的語言總結：“努力工作快樂生活是我的宗旨，但是現在的工作與我的追求相矛盾，所以不得不痛下決心離開。”

    落在紙面上的文字，無法紓解現實中的苦悶與失落。他幾次強調：“我是主動辭職，但是被迫失去這些東西。”說著，用力吸了一大口冰飲，垂下眼瞼，盯著在杯中上下浮動的吸管。

    今年兩會上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北京市高院院長慕平透露，近5年，已有500多人離開法院，北京的“法官流失”現象嚴重，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層法院，骨干比例增加，流失速度加劇。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負責人更早之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透露，5%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齡即離開法官隊伍。

    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，工作壓力大、待遇相對低、晉升空間小、職業榮譽感下降等是主因。幾十字，足以將困境分析到位，但只有個體，更能體味其間的分量。起碼，這是16年前的張偉無法想象的一種抉擇。那會兒，剛進郊區法院的小書記員，暗自崇拜著大法官，憧憬有朝一日能揚起莊嚴的法槌，就自己審理的案件作出負責任的裁判。

    1998年的法院，這名23歲的新人看到的，是“跟現在絕對不一樣”的圖景。法院工作清閑：案件少、審理周期漫長。跟當事人吃吃喝喝的風氣，彼時正侵蝕著系統。民眾的吐槽精煉而形象——“大檐帽兩頭翹，吃完原告吃被告”。

    彼時，人民法院即將實施第一個司法改革5年綱要，啟動一輪路徑明朗的司法改革。“那段時間也是我最堅定要考法官的日子。”回顧過往時光，講述者消沉的聲音活潑了起來。

    媒體評價中，將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復核權，作為這一輪司法改革中最重要的突破，但對張偉的職業之路而言，推行法袍、法槌，司法禮儀，倡導法官職業道德等，更令他印象深刻——法官莊嚴、專業的職業形象由此塑造完成。

    有一道練習題，張偉至今仍記得大概：“如果中午頭疼，已經不適于繼續工作，但下午還有庭審，最正確的選擇是什么？”最后一個選項讓人覺得不可思議：不能開庭，回家休息。

    不少答題人對此設計表示不適，習慣性選擇“克服困難，繼續審案”。但正確答案恰是最后一項。出題人的理由是，法官要以最好的精力與智慧投入工作，如果不能保證則不能勉強工作。

    年輕人感受到法官這一職業前所未有的榮光。“我好像挺笨的，每次都差兩三分。”2001年起，初任法官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，中國從此告別以政治合格為主的法官任用標準。張偉前后嘗試了七八年。其間，有同學放棄，轉而進入行政機關，此后一路升遷。他還在堅持啃一摞摞的法條，“就想當法官”。

    2008年，法槌已近在手邊。這位民事庭法官審案越來越順手。可他發現，司法環境卻在改變。如同在玩一局漫長的俄羅斯方塊游戲，張偉拼命移動、消減，力圖守住自己的空間，但未消掉的名為“麻煩”的方塊，仍越積越高。

    2011年冬天，一個大麻煩來了。因立案申請不符合程序被拒后，一名78歲的老者天天跑到法院來罵娘。

    “就在法院大門口，罵了我一個多月。”再提及此事，張偉如同置身事外的旁觀者，不怒反笑。當時，他站在辦公室窗口，順著窗臺望下去，罩在當事人頭頂的黃草帽在冬日顯得格外不搭調，當然，這絲毫不影響老者宣泄怒意。時間久了，他甚至研究出老者出沒的規律：一天兩次，早上當事人較多時罵一回，下午再來一趟。

    “關鍵是沒人給你解決。”2011年冬天的寒意，是從心底開始涌上來的。張偉說，他理解單位的做法，畢竟對方年齡大了，院方沒辦法采取強制手段，而領導也不愿招惹麻煩。

    老者的不懈辱罵，導致其他當事人的不信任：你要沒問題，別人能罵你嗎？他無奈搖頭：“我沒法解釋。”

    多名基層法官反映，曾有類似遭遇，且這種情況有泛濫的趨勢。對法官的不尊重，甚至直接體現在上訴狀中。有當事人直接寫“一審的混蛋法官”，截圖在法官圈里流傳，一片嘩然。而張偉曾被女當事人堵在樓道里，對方湊上前揪扯拉拽他的法袍，而他只能高舉雙手。

    甚至有被威脅的時候。庭審后，一名當事人帶著兩名小混混堵住張偉：“我記住你了。”

    “記住就記住唄。”

    “你家住××吧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了，有種你就去！”

    法警后來告訴張偉，該當事人為當地的一個小地痞。

    在崗的最后一段時間，張偉也未能平穩度過。一個老頭與同村村民打架，因缺乏有效證據被駁回起訴。老頭沖進庭審現場，一把搶過法槌，梆梆亂敲一頓，嘴里還念念有詞：“讓你不立案，讓你不立案……”細碎木屑在張偉眼前飛舞。法槌被敲碎了。

    “沒了理想中的職業榮譽感，簡直是別人宣泄垃圾情緒的對象，太沒有尊嚴了。”他坦言，這種感覺很痛苦，卻也沒轍。在群眾的法律意識停留在“為己用”的階段，對不利于自己的判決、裁定，總有當事人會采取一定偏激行為。沒有司法制裁，或許任何一個當事人都敢辱罵法官，甚至動手動腳。而法院如果因為怕出現矛盾，不敢采取司法制裁的“綏靖政策”，只會縱容違法者變本加厲。

    瀏覽微博，吐槽在法官圈子里相當普遍，但鮮有人愿意跟家人提及，“窮擔心”。

    傾斜的天平

    辦理離職手續期間，張偉曾走進中國照相館，以“留念一段過去的歲月”。這是一家老字號。攝影師前面端坐的，是一名面貌清爽、舉止謙和的男青年，鼻梁上架著黑色半框眼鏡，身上捂著濃黑色法袍，紅色領口上釘有五粒金色紐扣。細看，紐扣上嵌有象征司法公正的天平圖案。

    付出與所得的失衡，也在考量著系統內每一個體。法官的人生天平，說不清何時開始傾斜了。

    剛入行時，張偉特別崇拜庭室一名前輩。老同志“文革”前就在法院工作，每天抽最便宜的煙，從不受當事人吃喝邀請，兩袖清風、生活簡單、愛好很多，“辦完案就顧自己玩”。

    年輕人曾從老同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來。自我感覺最好的，是2003年前后至2007年前的時光，《法官法》通過了，身邊的法官也頒發了等級證書，法官對職業前景充滿了美好的預期。“但緊接著，公務員法就頒布了。嘩，整個倒車就開始了。法官成為體制內的一個工具，再想找獨立的司法裁判者定位，很難找得到了。這些年，倒車開得太厲害了。”

    公開報道顯示，2006年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》頒布，將法官、檢察官納入公務員體系。這一規定曾在法學界引起很大爭議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指出，將法官、檢察官納入公務員管理體系，忽視了法官、檢察官的職業特點和社會公眾對法官、檢察官不同于其他人員的期望。更有專家直言，此舉將給行政干預司法留下隱患。

    而在基層法院——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層面，法庭日益成為群眾解決所有糾紛的單一渠道，承受相當大的工作壓力下，執法者還要面臨來自各方的監督干預。如張偉一樣的基層法官，大多有過被“信訪不信法”的群眾搞得疲憊不堪的經歷。當事人撥打一個政府熱線投訴，法官就要抽時間向其征詢意見，化解矛盾。為解決案件糾紛，北京市高院2010年推出遞進式化解方式。申訴案件先轉回基層法院篩查化解，反復處理，力爭讓當事人息訴。張偉直言，作為基層法官，對這種程序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做，“這是一個正常程序加了一個非正常的遞進式。我判了當事人輸，他能對我滿意嗎？”

    一名去年辭職讀博的基層法官也有相似體驗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他闡述稱：“即使一個案件完結，如果有上訪，上級還會要求你對此案作出說明。對于不服的民眾，還要一次又一次接待安撫。一些案件，已經不能單純依據事實來作出審理了。”

    還有“壞人”利用制度缺陷及維穩需求，來達到自己訴求，比如，明明沒有繼承權的當事人，通過四處鬧，迫使法院最終把房屋判給他。

    向庭長解釋離職時，張偉也有些小牢騷：“我發現工作被兌水了。”兌水，指的是在法定審判職責之外，基層法官還要搞調研、做宣傳、寫論文，當然也包括參與維穩，跟當事人化解矛盾。

    關于論文、外宣及上報案例數量，據了解，每個法院都有一系列指標，然后量化到庭室，再具體到個人。比如張偉，今年上半年要完成一篇論文、一個案例。諸如他這樣的法官崗，也有宣傳任務，需要上電視、廣播做節目，給報紙供稿。年底考核時會有加分，而化解涉訴信訪，只有扣分。

    后來，他悟出來了：指標跟我沒有任何關系，只會讓一個單位在數據上好看，說白了，是考核領導的。

    剛參加工作時，當年被評為全院標兵、全市先進的法官，一年結案100件。效率之高已經讓同事們覺得不可思議，年結案四五十件在當時比較正常。而去年獲評先進時，張偉全年審理案件256件，僅剩3件沒結案，“但真累得夠嗆”。而今年上半年的受案數量，已超過去年全年。

    互相作證的是，前幾年，他手里的未結案一般不超過10個，去年不超過30個，到今年上半年，一下子超過100個，“我覺得自己數不過來了。”辦公系統列出了全庭室的案件分配，每名法官審理任務都不輕松。有年輕法官為開庭，甚至中午飯都來不及吃。

    他晚上會被案件有瑕疵的夢驚醒。然后早上到單位，第一件事就是趕緊翻卷。偶爾在家加班，兒子伏案寫作業，父親在旁邊寫判決。

    去年年底，這名棒球愛好者的一個隊友在其眼前猝死，這事深深觸動了他：長期在重壓工作環境下，健康出問題了家人怎么辦？

    答案已經有了。

    封存的法袍

    6月底，張偉將領到的最后一張工資條曬到微博上，5555.8元，自己調侃“還挺順”。上千網友轉發，包括大V。有人轉發時解讀為北京法官嫌工資低離職。

    “懶得去解釋。”當事人稱沒想到大家“炒”這件事。39歲的北京土著，有車有房，父母有豐厚退休金，生活沒太大負擔。

    雖然一再強調掙錢真沒那么重要，甚至在公眾場合提及“錢”的時候都會壓低聲音、含混過去，但回憶中的遺憾事也與收入有關。那是去年春節，他跟老婆的工資加起來，不夠滿足孩子去海南玩一趟的心愿。工作努力，年年評先進、評優秀，到頭來收入尷尬，這位父親自尊受挫。

    他周圍的年輕法官們，更為生計所迫。一名北京名校法學院碩士，買不起商品房又排不上兩限房，同愛人住單位宿舍，每天從上地趕到順義上班。甚至有人調侃基層法官、書記員都不用買錢包，反正沒錢可裝。“北京的基層法官很敬業的，司法改革如果能做到讓這些人得到應該得到的，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。”

    張偉曾期待在努力與回報間尋得平衡，如果法官算專業技術崗，按年限、考核標準去定職級、晉升，他們也不必眼巴巴地望著難以企及的正科、副處。但據《2013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》，近5年市高級法院開展了6次法官遴選工作，僅有83名優秀法官從基層法院遴選到市高、中級法院任職。

    出離體制前，他還動過調動的念頭，起碼16年工齡沒白費——卻被告知沒相關途徑。知情人透露，部分法院內部有條不成文規定，即不準調動，要么辭職，要么留下。

    這種不平衡感無處宣泄。“不可能沒有怨，因為我的理想被毀了，但似乎跟每個人都沒關系。制度是無形的，我又能去怨誰？”

    “制度設計的不合理，將他們逼上街頭，砸碎自己的鐵飯碗。”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易勝華對骨干法官們的流失表示相當惋惜。他與張偉在網上認識，兩人調侃、逗貧，也探討法律事務，交情不錯。

    很久以前，易律師就隱約感覺到張偉有離開法院的意念，后者的離職，在易律師的法官、檢察官朋友圈里，已經不是第一例。但他感慨，如今動搖的多是被單位重用的骨干，有的甚至已經是處長、副處級別。一個標志便是，這些人之前從未流露出轉行的情緒，但近來見面會以開玩笑的形式打聽律師行情，還有人沉默觀望。

    易律師呼吁，制度設計者要充分考慮基層及實際情況，讓真正“做事的人”享受到司法改革的紅利，激發他們的活力。保持法官、檢察官的隊伍穩定，也是為了保證司法質量。

    張偉是等不到紅利了。利用這段時間，張偉開車到農村，同曾經打過交道、關系不錯的村干部、民調主任告別。對方很驚訝：“公務員多好的工作，怎么說辭就辭了？”

    幾天前，“瓷器”的副庭長勸他再考慮考慮，新一輪司法改革路徑日益明晰，法官的狀況會有改觀。

    至7月9日，最高人民法院通報了《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（2014-2018）》的核心內容。《綱要》里提及了問題：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，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，也不利于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；也提出對策，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、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。將對法官、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；建立法官員額制；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等。

    張偉態度消極，“39歲，我等不了。我16年里沒有達到在這個職業里應該達到的職級、收入與尊嚴。司法改革幾次陣痛后能解決一些實際問題，但如果這是5年、10年以后的事情，那時候我都快50歲了。一輩子都在改革中度過，我會覺得太悲劇了，沒有任何意義。”

    他的手機中還存有兩張舊合影。第一張是同一庭室的5個人。都已先后離開法院，有3人是今年離開的，其中包括他自己；另一張攝于五六年前，10個人的庭基層組織，至今提拔兩人，一人退休，一人退居二線，剩下的6人都走了。絕大部分轉型做律師或公司法務。張偉準備選擇前者，收入應該會翻數倍，但他幾次嘆氣：“我追求的這些東西，都沒有辦法通過這次轉型來實現了。”

    他現在的微博名叫“時間的灰燼”；注冊郵箱是“時間的印跡”。7月15日，法袍上交，16年就此封存。

    “這既是我拋棄了過去，也是所有的努力離我而去。”